记者 李可愚 每经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毕陆名
法治周刊讯 据新华网 2018年1月20日，国家统计局披露2017年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情况。在发布的相关数据中，有一组一孩和二孩的对比数字吸引全社会普遍关注。数据显示，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，而二孩数量反超一孩159万人，达到883万人。这是2016年推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以来，二孩出生数首次超过一孩出生数。
不少网民认为，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“不愿生一孩”现象的直接反映，新夫妻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已生育过的老夫妻。网民在各大互动平台纷纷表示：“生娃前是基本小康，生娃后又穷了”、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自己养不起，何谈小孩”、“（生孩子）怕公司白眼，怕没人带孩子”……
年轻夫妻为什么不愿生孩子？哪些因素正在阻碍年轻人生孩子？对此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深入调查多个城市年轻夫妻群体，探寻目前普遍存在的“不敢生一孩”现象的深层次原因。
样本走访：压力、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
徐女士是上海陆家嘴某知名律所的年轻律师，当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就“近两年您所在单位是否有女性打算生孩子”这个问题对她进行采访时，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基本没有”。
在记者进一步询问行业普遍存在的生育意愿低迷现象的原因时，她表示，律师行业压力过大，工作节奏过快，普通假期都很难得到保障，更不用说生育假期了。
她向记者介绍道，前不久她得知一位业界标杆律师尽管执行了生育计划，但手头的工作完全无法停止，直到产前一个星期，这位律师仍在家中准备业务。还有律师出现过“开会中途生产，生完继续开会”的事例。这让不少人对于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生育产生疑虑心理。
此外，律师事务所偏好招收年纪较轻、暂无生育条件的女员工，这让相当一部分适龄妇女为保持工作稳定不敢贸然制订生育计划。
而在北京从事传媒行业的刘先生则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他目前尚没有要孩子的计划。
他认为，生育并抚养孩子对于家庭会产生压力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品质。他举例道，他接触过的一位朋友为了保障孩子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，只能忍痛割爱售出家庭房产，购买一个半地下“学区房”，之后再长租一个相对较大的住宅，以保证孩子正常的空间需求。这一家庭的生活质量在生育后出现了明显下降。
“除去奶粉钱之外的正常育儿支出，生一个孩子，车和房子可能都要换空间大一点的，而且夫妻都工作的话，只能找保姆或者老人来带，这些都是准刚性无形支出。”刘先生说道。
他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：“我一个朋友刚生了小孩儿，在家周边的一个婴儿游泳馆办卡，90次5000块钱。”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发现，相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说，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走低趋势可能更加明显。
刘先生向记者介绍道，在他的家乡华北某三线城市，年轻人工作普遍相对稳定、老人在身边为年轻人抚养孩子提供帮助、为孩子改善居住条件不用过多受高房价束缚、公共服务也较为均等化。而这些因素在一线城市普遍不具备，这使得一线城市年轻人认为生孩子可能会带来一定负担。
数据因素：育龄期妇女有所减少
不仅微观案例反映了年轻夫妻生育意愿走低，从整体数据上看也能证明这一点。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17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》称，问卷采访超过4万名职场女性，数据显示有一半的职场女性尚未生育。
该调查报告指出，目前，生育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影响很大，36.1%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后可能会面临岗位下降的困境，认为待遇下降的受访者也比2016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上升了8.3%。此外，有超过50%的受访职场女性担心在结束孕期后难以在职场复出，从而脱离社会。
此外，除主观生育意愿外，生育率还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。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，育龄期妇女的总量也在逐渐减少。
2016年，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表示，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在2011年达到3.8亿人的峰值后，正在逐步减少。到2017年，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披露，15~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，其中20~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。
同时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、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影响，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在近20年内普遍提升。20年前，中国妇女的初育年龄大约在22岁左右，而到2016年，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披露，目前我国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，而女性初育年龄进一步上升至26岁。
此外，产妇年龄越大，成功生产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。因此初婚初育年龄的上升会对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。
国外经验：各国多举措应对“少子化”
部分网民担忧，生育率走低是否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。
相关人口专家指出，生育意愿走低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。
国务院参事、著名人口专家马力此前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随着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普通人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，生育意愿一定会下降，对此不必过分奇怪。
而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，不少发达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出生率逐渐走低的过程。
以日本为例，日本生育率走低现象已持续超过40年，以至于专门用来形容低出生率现象的专有名词“少子化”就出自日本。
据统计，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（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）不断下降，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.4左右。刚刚过去的2017年，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.1万人，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。
为应对少子化趋势，日本政府从1995年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，推出《少子化对策大纲》，以鼓励年轻人结婚，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，为生育孩子延长产假、提供补贴等。为进一步刺激生育，日本现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彻底解决日本国内幼教资源紧张问题，免除日本人生育的后顾之忧。
而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德国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.44，0到14岁的人口占比是13%。
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称，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，生育率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。德国人的生育意愿正随着代际交替逐渐降低，相关调查显示，1937年出生的德国女性仅有11%不愿生育，而1967年出生的女性这一比例则已达到21%。
对此，德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鼓励外来移民。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认为，目前，德国少子化形势已经得到控制。其中，对外来移民的吸引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专家视点：普及学前教育可平衡生育率
虽然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，但不少专家指出，为了长远考虑，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出生率。与此同时，有关方面应充足做好各项准备，将生育率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。
目前，有什么可行举措能刺激生育率回升？对此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。
他表示，目前年轻夫妻群体普遍反映儿童青少年教育成本逐年提升，这对该年龄层的生育意愿带来一定冲击。
他认为，当前阶段要做好的工作是进一步普及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。普及学前教育不仅能够为年轻人生育提供“托底”保障，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学龄前儿童营养和智力水平，促进其健康成长，使得中国人口发展质量持续提高，为今后迎接高质量发展做好准备。
张燕生进一步指出，要促进中国人口发展质量提高，需要做三方面工作。一是要普及普通教育，特别是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，促进国民整体素质提升；二是要重视发展职业教育，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；三是大力吸引全世界人才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，使得外国人才也能为中国所用。
